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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学教师雾霾停课期间给学生写信:心疼北京


中学教师雾霾停课期间给学生写信:心疼北京何杰在上课

中学教师雾霾停课期间给学生写信:心疼北京何杰

  北京市解除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后的第一天,北师大二附中高二10班的学生回到语文课堂上,开始讨论冯友兰的《人生的境界》。

 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何杰在黑板上写下这部名篇标题,转身抛出一个问题:“整篇文章都在讲哲学的任务,但为什么用‘人生的境界’做题目呢?”

  何杰个子不高,步伐利索,已经习惯在办公室和教室之间疾走。因为雾霾,这位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刚刚经历了一场网络上的“走红”。

  起因是一篇《雾霾停课期间写给我学生的话》。当何杰敲下这封信的最后一个字时,并没有想到它能在短时间内获得10万次以上的阅读量。

  这个45岁的“高龄”班主任眼角已经开始下垂,过早地显出一种慈眉善目的样子。他没有一种刻意保持的威严,也缺乏离经叛道的气质。他像一个最普通的高中语文老师那样,温和、健谈,也许还有点啰嗦。尽管重视分数,但他自称理想主义者,试图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,为学生寻找一条出路。

  “分数当然很重要,但我挺担心他们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学业很棒,却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。”在6个小时的谈话里,何杰至少提到了8次“担当”。

  停课的前一晚,有学生说,“我今天比过年都高兴。”“北京的学生们今天仿佛接到了牛×的录取通知书。”还有毗邻北京的学生抱怨:“明天雾霾红色预警,北京学生放假3天,然而我们……呵呵。”

 雾霾假期第一天,二附中校园外,戴着口罩的行人匆忙走着。中午,空气污染指数显示287,何杰坐在电脑前,按了文章的发送键,随后卷起朋友圈的一场风。学生周雯依说,她的微信被各种雾霾的消息刷爆了,“我特别烦,发誓再也不要看这些东西了。”但当她忍不住打开何老师的这封信时,“眼泪哗哗地流”。

  “这大概是你们第一次不欢呼的放假。因为你们突然发现,同快乐的假期相比,还有很多已退成背景而我们并不关注的美好。”何杰在公开信的开头说。他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平和,与学生探讨 “我们的认知方式”,即面对雾霾和其他公共事件,学生们如何审视自己的思考视角。“只有自己的头脑不成为他人信息与思想的容器,自己的嘴才能不是别人的传声筒”。

  学生身上投射着何杰的影子,在朋友圈的一片戏谑与抱怨中,高二10班有一学生忽然冷静地说,“可能要很多年以后,大众才能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,而非值得雀跃的假期。”这些话后来被何杰引用到自己的文章里。

  紧接着,高二10班学生胡昕宇的朋友圈出现了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声音。有人“瞬间激动了一下之后突然笑不出来了,我要干干净净没有杂质的蓝天碧水紫禁城,宁愿不要3天假期和自然醒的早晨”。

  有人说,“其实停不停课对我也没什么太大的所谓,就是生在这儿长在这儿,特别心疼北京的天儿,你一直蓝着就好,真的。”配图是一张男孩子们穿着校服在绿色的草坪上踢足球的照片,高楼挡住了一半蓝色的天空。

  何杰给他们一一点了“赞”,他说学生们的思考体现了他最喜欢引用的鲁迅那句“无尽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,都与我有关”。

  周雯依引用了数学老师布置停课作业时的一句话,也是何杰文章的结尾,“空气不好,在家自习。学好了治理雾霾。”后面又加了一句:学好了,治理社会、治理国家。平天下。

  何杰既欣慰,又自豪,“这种思考比成天坐在那骂政府有用得多。”

  “现在社会上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、腐败问题、应试教育的弊端、老师的缺点,学生是逃避不掉的,关键是用什么程序和方式去沟通和改变。”在何杰看来,天上的雾霾可以等风来,社会上的雾霾却常常积重难返,一不小心钻进十六七岁的学生心头,会造成难以清洗的污染。

 他要做的,是正向的引导,并且教会学生独立思考,应对那些看不到的“雾霾”。

  恢复上课的第一天,雾霾正在逐渐散去,冬日的校园景色依然萧条,窗外只有校工清扫落叶、尘土发出的沙沙声。教室内却温暖且自在,30名文科实验班的学生没有丝毫拘谨,各抒己见,看上去更像人们印象中的美国课堂。

  何杰讲到冯友兰说的第一种人生境界——自然境界,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顺着本能做事。他开玩笑说:

  “18岁才叫‘成人’,所以你们现在还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人。”

  “那学校岂不成了动物园?” 马上就有学生接了一句。

  同学们哈哈大笑,进而开始讨论动物性与社会性。青春痘已经开始爬上他们的脸,书桌上摆着笔袋、文件夹,课本叠了厚厚一摞,但他们心中装下的,可不止这些。

  在课堂上,何杰讲利己的功利境界和符合道德的道德境界。这个班级历史上有将近一半的人会考入北大清华,他问同学们,家长是不是不太愿意学生将来学哲学,大部分回答是肯定的,也有一位父亲是公务员的女孩站起来说,“我父母挺愿意我学哲学的,因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都学过哲学,所以哲学非常有用!”

  笑声过后,另一位同学说了句“苟富贵勿相忘”,“这就是一种功利境界!”何杰接着他说。

  “你不可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,只能在既定条件下改变,为了素质把成绩丢掉是愚蠢的。”何杰向前探了探身子,他承认仍然要以多少个毕业生考上北大清华来衡量成绩,也会提出一些硬性要求,例如学生在网上参与讨论,跟帖和提问不得少于3次。

  “教育承载着社会分流,高考意味着太多东西了,所以大家会在意,还是要按照教育规律去办。”他穿着大红色的冲锋衣,成了单调冬日里的一抹暖色。过去的学生说他不太注重个人形象,脑袋上经常有“呆毛”(动漫语言,指头顶竖起的头发)。

  何杰事后解释,当初之所以要写那封公开信,是因为看到学生的感慨:“被寄予‘干预社会’厚望的我们,平时答过这么多主观题,说一堆宏观层面上头头是道的话,真正问自己有什么极具科学性又切实可行的政策或解决办法,没有。甚至作为一个普通人,除了关好窗户打开净化器,提醒妈妈要戴口罩以外,我没法再做更多。无助,还是自己无用。”

  这些困惑如同笼罩在学生心头的雾霾,何杰不得不及时作出解答。他喜欢用书信的形式与学生交流。“你写1000字,老师就回1000字。”一位学生说。每年,何杰能写七八万字的信。

  如果时间倒回2003年,何杰还是个缺乏底气的“不成熟”老师。那时,他追求“活泼可爱”的教学,追求形式上的漂亮,会声情并茂地朗读《神雕侠侣》杨过跳崖的段落,把同学读得泪眼涟涟。

  但他带的班级成绩不好。仅此一项,就足以否定一切。有家长说他“不搞教学,净搞花活儿”。他在文章里说,从科学角度,去霾并不是非常难的事,但从社会角度看,去霾却又无比艰难。

  何杰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,就开始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。组建新班级的第一件事是创作班歌、班训和口号,这些全都由学生一手操办,民主投票选举产生最终结果。高二10班的口号是“海天作界,我自成峰”,学生用毛笔写在卷轴上,挂在教室最显眼的位置,班歌则专门去外面的录音棚录了一下午。

  “特别令外班羡慕的是,我们有很多社会实践。”一位高二10班的学生说,每年的中秋节,何杰都会带全班的同学到北海“划船、赏月、赋诗”。

  上一届班级要设计一款文化衫,准备在运动会上当作列队服装,班里的设计师和其他同学对图案产生了分歧。

  何杰让学生们自己开会决定,“这是一次民主训练,训练他们公共议事的能力,要有公共说理的意识,以及一旦形成决策就要遵循,要学会妥协。”班干部当时非常着急,眼看运动会就要开始了,班里仍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。最终,全班只能穿着校服参加了开幕式,自然没有拿到好成绩。

  大家都挺不高兴,何杰对他们说,“这就是民主协商的案例,谁都不让步,这事就办不成。”

  “中国的素质教育有个很大的阻力是家长的焦虑。”何杰说,一直到他的班级分数上来了,何杰有了特级的身份和“范儿”,家长才越来越“理解花活儿”了。

  但有时,教育“雾霾”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,为了鼓励学生多参与校园的公共事务,他会告诉他们这是“刷履历”的好时机;为了让学生把眼光放长远,他会问他们“想要赚大钱吗?那就不要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”。

  马上要下课了。何杰说,冯友兰指出人生的最后一个境界是天地境界。“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,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又出世的。”何杰在文章里写道,“如果不重提推己及人、不重释克己复礼,实体雾霾不会消除,心灵雾霾会更严重。”

  雾霾假期的最后一天,周雯依的朋友圈里,除了有人庆祝“天晴”,不再有任何关于雾霾的文字了。下周,月考和新一轮雾霾将一起到来,“我们没法儿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去改变它,最多只能做到出门戴口罩。”她顿了顿,“这说起来也挺悲凉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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